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新时代是人民充满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时代。社会工作秉持提升人类福祉，促进社会公义与社会和谐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以服务对象的需要为基础，通过专业方法和技巧为处在困境中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缓解服务对象的困难，并将心理疏导和社会关怀相结合，提升社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1]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不是一般性的助人活动，而是运用“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以困难群体的需求为本，聚焦服务对象的现实问题，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通过服务来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形式。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特点和价值取向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国家，从最初的志愿性助人活动到职业性、专业性的助人活动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的最新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改革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2]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后一直进行着本土化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赋予了社会工作创新发展新的特点和价值取向。

　　(一)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特点

　　新时代是国家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时期。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要按新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参与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回应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社会治理创新能力，推动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鲜明的政治意识。社会工作是助人的职业，也是一项政治思想工作。社会工作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如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缓解服务对象困难，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助人自助等。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要突出政治意识，强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术推动社会变革。党建引领是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党建引领社会工作发展，这不仅创造性地将党组织建设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丰富党建内容，发挥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良好作风，巩固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3]，同时可以延伸拓展党组织的系统服务、自我服务、引导服务、治理服务、文化服务、智慧服务、依法服务等方面的功能，[4]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浓厚的人民情怀。社会工作的发展最初是以困难群体为服务对象，后来扩展到一般有需要的民众。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够恢复服务对象弱化的功能，促进服务对象的正常生活，挖掘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发展，使人与社会环境相互适应。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具有浓厚的人民情怀，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把人带回来”，强调要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需要为本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进程中，需要将社会工作与群团工作相融合，以群团组织为载体，大力推动为人民群众的服务工作。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既要关注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又要关注贫困群体，底层民众的生活，维护底层群体“美好生活”的权利。

　　第三，强烈的问题导向。社会工作不仅对有困难、有需要的人和群体提供服务，而且承担着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社会责任。社会工作是在回应众多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社会问题，就不需要社会工作。因此，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是预防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工作既要回应当前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又要未雨绸缪，预防将来可能的问题发生。社会问题的出现既有个体自身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社会制度不完善等社会原因。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能够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难，协助解决诸如特困群体的问题，信访的问题等等。社会工作者需要秉持专业的价值理念，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提升服务对象的功能，改变不良的社会机制，解决个人、家庭和社区遇到的各种问题，提升人民的福祉，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第四，规范的法治契约。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职业化发展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现有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及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是仍然没有出台具体的社会工作立法，以至于当前社会工作发展中出现“服务抓不住民心、机构留不住人才、政府管不住机构”等方面的问题[5]，迫切需要通过立法的手段来解决。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快社会工作立法，明确社会工作者的概念界定，设立社会工作者的从业资格要求、薪酬福利和管理体制，保障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维护社会工作的职业声誉，维护服务对象的权益，推动社会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依据现有的政策法律框架体系提供服务，同时注重利用社会工作完善各部门的政策法规，整合多部门共同参与，提升社会工作服务质量。

　　第五，科学技术与专业方法的融合。新时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彻底改变了个体和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个体和群体在网络社会中的“缺场交往”日益盛行，改变了传统的“在场交往”的沟通方式，为社会工作服务带来巨大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注重将科学技术的运用与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结合起来，将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工作服务的工具。在社会工作服务中，要承认个人在虚拟世界的权利，注重虚拟世界沟通对个体和群体的意义，相信服务对象自身的察觉和自助能力。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的支持下，社会工作可以运用新技术在网络上建立虚拟的个案工作室，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个案服务；针对不同问题的网络群体开展网络小组服务；同时整合网络社区资源，积极促进网络社区的健康发展，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二)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

　　社会工作是一项具有强烈价值介入的专业和职业，社会工作服务受到特定伦理和价值体系的约束和影响。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要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注重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当下人们的福祉。

　　第一，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运用结构化的视角，深刻洞悉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对于个体的影响，更加关注使服务对象处于弱势地位，遭受不公平、不平等背后的制度性因素。社会工作结构化理论认为，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提供一般性的服务是无济于事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服务对象的困境，就需要改变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结构，需要改变服务对象无权、弱势的境地。现有的社会工作服务除了保障服务对象的基本生活外，并没有很好地改变服务对象的状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固化了这一不平等、不公平的结构特征，弱化服务对象的权益，强化服务对象问题的个体解释，而看不到背后的结构性问题。[6]结构化的理论提示我们，限制行动的规则和资源是通过个体行动发挥作用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和服务对象一起努力创造实践的规则和资源，促进良性社会结构的再生产。[7]新时代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首要使命是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环境，祛除不平等的制度藩篱，提升个体的自我意识，促进个体的解放，实现社会的变迁。

　　第二，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既要关注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又要关注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底层民众的生活，要维护底层群体“美好生活”的权利，缩小贫富差距，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建立健康的社会心理形态和社会舆论环境。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致力于帮助困难群体解决困难，提升困难群体的能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提升社会工作服务质量，更加有效地解决“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

　　第三，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工作秉持提升人类福祉，促进社会公义与社会和谐的基本价值理念，强调以服务对象的需要为基础，通过专业方法和技巧为处在困境中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缓解服务对象的困境，并将心理疏导和社会关怀相结合，提升社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共同促进社会的良性和谐发展。社会工作通过提供有效服务来参与社会治理，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的双重目标。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更加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积极回应建构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注重培育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成新的治理关系，助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第四，提升人们的福祉。提升福祉是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理念。发展型社会政策认为，原有的传统社会福利政策单纯强调给予政策对象提供直接的物质帮助和福利服务，而没有注重实现政策群体和地区的发展，以至于很多福利政策被认为是纯粹“消耗性”的政策，没有实现经济的发展。[8]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聚焦于社区和社会，关注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采取综合取向的方式，强调不仅要满足穷人的需要，而且要谋求提升人民的福祉，并从动态的角度来考量，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积极促进社会发展，提升人们的福祉。[9]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关注生活处于贫困境况中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祉，强调通过促进服务对象的经济参与、提升服务对象的收入和资产来改变他们不利的处境，提升他们的福祉。

　　二、社会工作创新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社会工作通过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改变政府部门单一的治理方式和治理责任，强调通过多方合作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由于中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专业化发展时间较短，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满足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需求中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发展取向单一，服务实践不深入

　　现有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针对困难群体、特殊群体开展的服务。这是从治疗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帮助困难群体、特殊群体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有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比较单一，并没有扩展到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需求。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诉求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社会工作的服务不能简单关注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而应将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扩大。这就需要注重不同取向社会工作的发展。

　　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取向比较单一，主要有治疗性社会工作和发展性社会工作两个实践取向，结构性社会工作实践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即使是已经发展较长时间的治疗性社会工作取向，也由于专业课程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学校专业途径培养学生的治疗技巧不娴熟，在服务实践中受到很大的限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的治疗性社会工作服务大部分只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入；并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以治疗见长的临床社会工作。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不仅要给服务对象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服务，而且要在服务过程中促进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的福祉。我国目前发展性社会工作取向的服务实践也很少，直接导致现有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只注重当前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服务对象和社会的发展。结构性社会工作强调社工要认识到服务对象的困难处境是因其受到了不公平、不平等体制的压迫，秉持结构视角的社会工作服务需要改变服务对象不公平的制度性环境，改变服务对象处在无权处境的状况。然而现有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大部分停留在服务对象需要的满足层面，而没有深入研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没有很好地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

　　(二)发展不均衡，地区领域差距大

　　社会工作发展不均衡，突出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发展差异大。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福利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发展不平衡背后是政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不均等化。社会工作发展呈现的地区和领域差异阻碍了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社会工作发展的不均衡首要表现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近年来，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十分迅速，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有力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也较快，政府在社会工作岗位、服务项目的发包运作方面投入较多的社会资源。然而从其他省份的社会工作发展来看，除了省会城市、试点地区的社会工作服务开展较好外，非省会城市、非试点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进程较为缓慢。

　　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内部的发展同样不均衡。现有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主要是通过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来体现的，即大部分的社会工作服务集中在社区，或者依托社区平台开展服务实践。如深圳在每个社区建立了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依托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开展社会工作服务。而在一些其他的服务领域，医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优抚安置社会工作等领域的发展较为薄弱。社会工作领域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同样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

　　(三)专业服务能力较弱，整合服务较少

　　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能力是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方法和技巧预防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服务能力是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不仅能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认同，还能促进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从现有的实践梳理来看，社会工作的整体专业服务能力较弱，所提供服务仍然停留在一些基本表层服务，对服务对象遇到的深层次问题没能很好做出回应。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较弱与当前高校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密切相关。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直接服务方法，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是社会工作的间接服务方法。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体系是按照传统划分将这三大直接服务方法分开讲授，较少有高校开设整合性社会工作服务方法课程。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方法的使用同样是割裂的，宏观的社会工作服务方法跟微观的方法联系不紧密、不整合。在西方社会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教育系统非常注重社会工作三大服务方法的整合，强调让学生掌握整合式的服务方法，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提供高质量的社会工作服务，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和问题，回应服务对象的多元需要。

　　三、社会工作创新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紧密相关，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紧紧抓住新时代特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化，秉持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积极增进民生福祉，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从以下方向迈进。

　　(一)建立现代社会工作制度

　　新时代加快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现代社会工作制度。中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迫切需要现代社会工作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社会工作制度，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工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体系，尽快推进社会工作立法，保障社会工作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各级政府部门需要高度重视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加大社会工作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开发社会工作岗位，推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搭建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创新社会工作的管理评估机制，提升社会工作的服务水平。

　　(二)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落实党中央人才发展政策，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横跨众多领域和行业，涉及民政、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部门，需要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协调落实。中央政府通过颁布政策性、纲领性的政策文本，从顶层进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政策设计，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指明方向。各地区则需要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文本，明确本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的标准和目标，同时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注重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政策的落实，建设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符合本地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三)创新社会工作服务方法

　　我国社会工作创新发展需要创造性地将专业的方法技巧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发展出适合中国本土情境的服务方法技巧。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还需要注重治疗性社会工作中的临床社会工作专业技巧的培训学习，强化临床社会工作教育师资的培养，提升一线社工临床的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注重发展性社会工作经验的总结，提炼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的方法和技能，积极推动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提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此外，注重结构性社会工作服务的艺术和技巧，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寻找服务的突破口，推动社会变迁和不良体制机制的变革。

　　(四)弥合社会工作宏观与微观的鸿沟

　　在社会工作的发展实践中，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念。宏观社会工作强调政策倡导、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以及制度变迁等，期望通过改变影响服务对象的制度结构来帮助服务对象走出困境。微观社会工作实践则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个体及家庭面临的问题进行诊断和技术治疗，帮助个人及家庭解决困难。微观社会工作实践强调个案工作管理和临床治疗服务。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是人为划分的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似乎宏观社会工作不能使用微观和临床的治疗服务，微观社会工作实践只能关注个体，忽视宏观的结构。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被人为对立起来。实际上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的服务宗旨和原则是相同的，服务人员、对象、方法技巧是一样的，只是外在的内容和形式不同。[10]因此需要弥合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的鸿沟，将微观满足服务对象需要、增强服务对象权能和社会政策倡导行动联系起来，推动社会的变迁。

　　(五)整合社会工作队伍与其他社会力量

　　社会工作实践面对的服务对象通常是面临着多重复杂的问题。社会工作既要服务于个人、家庭、群体、组织、社区等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又要能够有效回应这些服务对象的多重需求。社会工作的普通服务模式和单一的处理方法很难有效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需要考虑从更多个层面、多层次整合资源，给服务对象提供有效的服务。资源整合能力是社会工作实践中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社会工作的服务需要整合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到服务中来。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掌握链接不同资源的方法和技巧，发挥社会工作在资源整合过程中的杠杆作用，通过社会工作的服务撬动其他力量一同参与到服务中来，帮助服务对象走出困境。

　　(六)推动社会服务与社会改变的统一

　　社会问题的医疗化和个体化使得社会工作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人及家庭进行诊断治疗，放弃了对弱势群体制度性环境的关注，忽视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新时期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注重回应服务对象呈现出来的需求，反思产生这些需求背后的不良制度结构以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政策手段。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需要推动社会服务与社会改变的统一。社会工作提供的服务除了需要回应服务对象物质、精神、社会交往关系等方面的需求外，还需要敏锐观察到这些需求背后的资源分配不公，政策制度不合理的问题，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重新带回来，改变由于制度结构带来的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公平，从而建构一个包容和谐的社会。[11]

　　(七)融合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经验

　　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参照，但是不能期望照搬西方的实证主义技术方法就能产生神奇的效果。[12]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不能脱离本土文化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需要将“引进”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成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社会工作的创新发展中需要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在国际化的视野下，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不能简单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文化敏感诠释[13]，而应有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发展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黄君，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9；闵蕾，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